新加坡的住房大多规整干净，千篇一律，但打开房门的那一刻，新加坡人的缤纷个性就此显现。
室内设计师王富莹和潘美霖两年前辞职创业，在惹兰勿刹（Jalan Besar）成立工作室Bloooprint Studio。她们的三十而立，是要打破行业常规，为新加坡年轻人设计组屋内外的生活。
王富莹（30岁）和潘美霖（29岁）2019年在一家本地设计公司认识。那是两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一做就是五六年。在企业工作久了，她们明白业绩数字有时比设计质量更重要，供应商和材料商也皆由公司统包。
当设计被“压榨”成最无趣的“画图接单”时，王富莹拉着当时的同事潘美霖辞职。她告诉《联合早报》：“我们一直在复制粘贴，分到的客人预算多半不高，材料选择有限，公司不熟悉的项目也接不了，我就觉得没有意思。反正年轻嘛，我想出来闯一闯，赔了就赔了。”
坦白比讨好更省时间
自立门户后，她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一个习惯“免费”的市场。在新加坡，不少装修公司打出“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的招牌，签约前层层折扣、附送赠品，最终的成果却不尽如人意。王富莹认为，这些“免费”都有成本，羊毛终究出在羊身上，市面上甚至有公司为了维持现金流，不惜亏本抢单流转资金，后续往往伴随着偷工减料、隐形加价，甚至团队跑路。
根据新加坡消费者协会的数据，2024年消协共接获962宗针对装修承包商的投诉，装修行业的预付款损失约为72万8000新元。王富莹说，不少屋主找设计师时，要求只剩一条：“你不要带着我的钱跑就可以。”
面对行业泥潭，初出茅庐的Bloooprint反其道而行。她们先收设计费出图，让屋主确认最终效果，再给正式报价，按预算调整材料。两人认为，如果为了抢单而配合客户不切实际的预算，后期必然会在材料与落地上互相折磨；因此开工前，她们把丑话说在前面，直接拒绝不合理的预期效果，反而帮双方省去了无谓的时间与情绪成本。
在她们看来，坦白比讨好更省时间，当今时代也正好是“审美可以赚钱”的时代。王富莹说：“如果你只是想找人完成装修这项体力活，对设计没有什么追求，市面上有很多施工承包商可以选。”
只出不进的前半年
工作室开业的前半年，账面上几乎“只出不进”。因为装修流程从方案沟通、签约到正式开工，周期漫长，见过屋主后至少要等上三个月，才能收到第一笔款项。
王富莹坦言，自己是个“先做后想”的人，创业前对经营所需的真金白银几乎毫无概念：“以前觉得创业不就是付个房租嘛，后来才发现还有水电费、律师费，各种杂费莫名其妙地冒出来。那段时间每天都很焦虑，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一直往下掉，却迟迟没有一分钱进来。”
转机最终来自口碑的积累。她们几乎与每位屋主都成了好友，老顾客觉得满意，便主动介绍新屋主；随着作品在圈子里被更多人看到，客户开始源源不断地上门。在“价格战”中，她们并不担心被传统行规和低价策略边缘化。与流水线式的大公司不同，她们更看重设计本身的价值，以及与屋主的真实连结。
两位创始人性格相异却高度互补，能吸引到不同的顾客。王富莹外向敢冲，说话直截了当，自认“没什么边界感”，有时甚至会因一时冲动而过度承诺。潘美霖则性格内向、说话轻声细语，没有任何社交媒体账号；记者采访她时，她甚至会脸红，羞涩得不好回答。
王富莹说：“每当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美霖就是那个把我拉回来的人，我知道她在意什么。她不喜欢被单方面通知，但只要你带着尊重去找她商量，我们就能长久合作。”
年轻一代对“家”的重新定义
入行八年，她们也亲历了新加坡年轻一代对“家”的需求演变。
王富莹指出：“冠病疫情前，许多屋主热衷于把峇厘岛的度假感或豪华酒店的氛围搬回家。如今，我的客户几乎将居家办公空间和home bar（家庭酒吧）视为标配，十个家庭中，九个会要求有专属的coffee corner（咖啡角）。”
在千姿百态的屋主身上，王富莹常常能产生共鸣：“有人在客厅做了一整面酒墙，只为完成小时候未竟的心愿，有人坚持把上一代留下的老镜子，挂进全新的现代公寓里。他们在家里寻找什么？寻找自己。因为这是一个人从小到大，终于有机会完全由自己做决定的领地，我们都需要独立的空间，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如今创业成功了吗？还在等新家钥匙的王富莹摇了摇头：“还没成功呢，on the way（在路上）。”在她心里，真正的成功不是接了多少单，而是有朝一日，人们路过或看到一张照片时，能马上脱口而出：“这件作品，出自Bloooprint Stud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