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政治哲学家贝淡宁（Daniel A. Bell），是一个很难用单一标签定义的学者。
曾经，他受到西方政治哲学学术训练；25岁接触中国文化后，逐渐把研究重心转向儒家思想与中国政治。30多年来，他一直在亚洲工作和生活——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始教职生涯，也先后在香港、北京、青岛等地任教。2017年至2022年，他担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成为第一个担任中国大陆主要高校院长的老外。如今，他是香港大学政治理论讲座教授。
这次贝淡宁来新加坡参加由南洋理工大学主办的社会和谐国际大会间章论坛（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hesive Societies），接受《有客到》专访，谈到了他2026年出版的新书《为什么要重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这本书的设想颇为特别：让孔子、孟子、荀子、商鞅、韩非子、庄子、墨子等不同思想传统“穿越”到现代，围绕腐败、政治领导、战争、家庭责任等问题展开讨论。香港大学介绍这本书时也指出，贝淡宁希望呈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内部的多元性，以及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持续意义。
而在贝淡宁看来，重新讨论这些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并不是为了从古人那里寻找一套可以直接搬到今天的答案。恰恰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当面对同一个政治问题时，不同思想传统为什么会提出不同的答案。
这种思路，也贯穿了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观察。
谈到“言论自由”，贝淡宁并不认为这只能从西方政治思想中寻找依据。他认为，儒家所说的“和而不同”，同样可以理解为治理者需要听取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价值，不只是让个人表达自己的立场，也可以帮助决策者发现政策中的问题。
他以新冠疫情为例。贝淡宁说，疫情早期他人在中国，当时认为中国的防疫政策在一段时间内相对有效。但随着奥密克戎出现，他和一些科学家朋友已经意识到，原来的方式可能难以继续奏效。然而，一些科学家并不敢公开表达不同意见。
在贝淡宁看来，这恰恰说明，允许更多专业意见进入决策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削弱领导者的权威。相反，如果政策成功时所有功劳都归于领导者，政策出现问题时所有责任也集中到领导者身上，领导者反而可能缺乏来自不同角度的反馈。
类似的思路，也出现在他对反腐的观察中。
贝淡宁认为，严格的法律和惩罚可以在短期内产生震慑作用，但如果长期依赖高压式监督，也可能产生另一种后果：一些官员因为担心犯错而越来越不愿意承担风险，尤其是中层官员可能因此变得更加保守。
所以，在他看来，制度性的约束之外，还需要改变人的内在价值观。他特别提到儒家所谓的“慎独”——即使没有人在旁边监督，一个人仍然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
而这也正是贝淡宁与儒家思想之间一段持续了30多年的个人经历。
1991年从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当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社群主义”。直到来到新加坡，他才真正开始系统接触儒家思想。后来从新加坡到香港、北京，再到山东，他一步步走近自己所研究的中国思想传统。
这段经历也让他看到，儒家并不只是书本中的古代思想，而可以成为理解现实政治与社会的一种思想资源。比如，面对腐败，除了依靠制度和惩罚，还可以讨论人的道德修养；面对政治决策，也可以从“和而不同”重新思考不同意见的价值。
到了山东大学担任院长，他甚至第一次真正体验了中国高校行政体系的日常运作：长时间开会、随时需要回复微信、不断处理各种事务。五年之后，他主动放下院长职务，把更多时间留给研究。
如今，他仍然在做一件与当年在新加坡开始的研究相似的事情——把中国古代思想重新放回现代世界的问题中审视。
也正因为如此，贝淡宁的争议并不只来自他研究中国政治制度本身。由于对于中国制度“贤能政治”的正面评价，他被一些西方批评者贴上“洋五毛”“有用的白痴”等标签，但他依然坚持认为，理解中国不能只有一种理论框架。
对他而言，比较东西方政治思想，并不是寻找谁拥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试图理解：面对同一个政治问题，不同传统为什么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