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四面八方的网络信息，可能让年轻人在短短几周内就走向激进化。即使他们对相关意识形态一知半解、理解零散，仍可能把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正当手段。社会因此必须学会从不同方面识别警讯，及时向自我激进化者伸出援手。
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星期六（9月19日）在内政部志愿者感谢午宴致辞时，重点谈到我国近年来应对极端主义所面对的新挑战——综合暴力极端主义（Composite Violent Extremism）。
这种“杂烩式”极端主义是指将宗教极端主义、极右翼思想和阴谋论等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拼凑在一起，借此合理化暴力行为。
他指出，过去20年，本地激进化个案一般都有清晰的意识形态脉络。“这让当局能够了解一个人是如何变得激进，也有助于制定改造方案，令人担心的是，如今情况已不再是这样。”
今年6月，内部安全局拘留一名14岁少年。他支持伊斯兰国组织，同时认同反犹太主义、新纳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等极右翼思想，曾计划在学校发动大规模持刀袭击。
唐振辉：综合暴力极端主义带来艰巨且不同挑战
唐振辉说，综合暴力极端主义带来艰巨且全然不同的挑战。现在，个人可以迅速在不同的极端叙事之间切换，同时接受相互矛盾的观点，最终导致暴力结果。
这意味着社会必须改变识别警示信号的方法。唐振辉说：“除了关注某人是否追踪特定的激进传教士、恐怖组织或极端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留意他是否有其他行为上的变化，例如敌视他人、对暴力愈发着迷，或沉浸在渲染极端观点的网络社群中。这些是更值得关注的信号。”
改造工作因此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在与意识形态抗衡的同时，留意那些会使人受到极端主义影响的心理、情感和社会因素。在宗教辅导的基础上，加入心理辅导、导师指导、网络健康教育、生活技能培训，以及更有力的家庭和社区干预。
唐振辉呼吁公众若发现身边的人出现激进化迹象，应尽早向当局通报，把握时机提供有效的帮助。
他指出，许多自我激进化者一开始并无暴力意图。他们可能只是对身边环境、社区或国际事件产生疑问、寻求身份认同、感到愤怒或孤立，或渴望找到归属感。若有人及早介入、不带评判地倾听，引导他们寻求可靠的援助，结果将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必须培养青少年辨识有害内容和理性判断网络信息的能力，以及为他们营造一个能找到目标和归属感的环境。
自2005年以来，内政部每年都会设宴，感谢宗教改造小组、跨机构援助小组、社区领袖和义工等，协助政府推动反极端主义工作。今年约有400人出席。
我国在2016年推出“全国保家安民计划”（SGSecure），并在计划下设立社区应急圆桌会议（Community Response Roundtable）、推行宗教团体危机预备计划，加强社区应对恐怖袭击的能力。
社区应急圆桌会议由内政部和人民协会推出，集合个别选区的基层组织、宗教团体、学校和商家，在危机发生时协助当局掌握情况，向不同群体传递信息，与他们保持沟通。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领导的宗教团体危机预备计划，则旨在提升宗教团体应对危机的能力，包括制定危机应对计划、疏散信众，以及支援受影响社群等。截至今年9月，有超过600个宗教团体加入这项计划。
